星空卷唇，直口，鼓腹，颈肩处饰对称双穿耳。夹砂黄白陶，器表施白色陶衣，上施褐色彩绘。口至颈肩部依次彩绘干栏式建筑纹、水波纹、植物纹；耳部彩绘方格纹和花瓣纹；腹部彩绘四组凤鸟树冠纹，凤鸟高冠长尾，昂首朝阳，嘴衔叶穗。彩绘图案构思奇巧，线条流畅，富于写实，反映了长沙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水平。这件彩陶罐用材讲究，制作精美，表明它和其他陶器的实用功能不同，很可能是从事宗教仪式时祭司或首领专用的祭器。 大塘遗址在1985年的长沙市文物普查工作中被发现，位于长沙县南托乡三兴村大塘组，1986年2月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对其进行了发掘，是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经过碳14测年，其年代距今6900年左右。出土文物共分为两大类，即石器与陶器。其中石器以石英岩质砾石为主，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均有，绝大部分为磨制石器，计有斧、锛、凿、刀、镰、磨棒、砾石等。陶器以夹砂红陶与灰陶为主，还要少量的黑陶与白陶，器型主要有釜及碗，还有少量罐、盆、甑。大塘文化其时间跨度不大，在其所有遗址中，尤以长沙南托大塘遗址所出器物最具特色，并且发现得最早，“大塘文化”也由此得名。

　　①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南托大塘遗址发掘报告［J］.湖南考古辑刊 (8)，岳麓书社，2009年

　　直口鼓腹，平底内凹。肩部上、中、下各饰一周弦纹，肩上对称横置四个桥形系。周身布满方格纹，施褐釉不及底。该罐具有东汉瓷器的典型特征，是早期青瓷的代表作品。 石门矶窑位于今长沙市望城区长沙窑窑区瓦渣坪以南的湘江河滩边，1987年发现。该窑址出土青（酱）瓷罐、碗、盆、钵和陶质豆、釜、烛插等。其中青釉方格纹四钮罐与《长沙西晋南朝墓发掘报告》中西晋墓出土的罐相类似，青釉凸沿碗也与江西南昌西晋晚期墓出土的凸沿大平底碗相类似，说明该窑的相对年代大致相当于汉末三国至西晋之际。 参考文献： ①周世荣.湖湘陶瓷［M］.湖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

　　陶屋为泥质灰陶，屋顶为“一字型”悬山顶，檐角翘起，主屋开窗，侧边为带厕所功能的长方形廊屋，两栋房屋相连，平面似一把弯曲的尺子，矮墙合围星空体育，构成一个圈养牲畜的后院，开圆形门洞，用以进出。整间房子方正规整，直观地再现了汉代建筑的造型特征和建造技巧，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人文风貌，是当时普通百姓日常居住的一种比较简单的建筑。

　　虎子呈伏虎状，形似蚕茧，器身略呈圆筒形。圆筒状器口略向斜上方上仰，口部边缘堆塑虎头，虎头部堆塑鼻、眼、眉、耳，背上有半圆形提梁，呈拱形连接于虎子尾部与口部之间，股上堆塑三角形兽尾，下有四兽足。整体造型浑圆丰腴，线条流畅，简洁自然。充分展现了虎的灵动与凶猛，是当时青瓷水平的典型代表。 虎子，始见于战国，是六朝墓葬中常见的青瓷随葬品之一。其用途有两说：一说为溺器，一说为洒水器。

　　盘口，束颈，溜肩，扁圆鼓腹，平底假圈足。肩、腹相交处戳印一周圆圈纹，腹下部依稀可见模印的长方形间草叶花纹饰。通体施青釉不及底，釉色晶莹，造型秀雅。 唾盂，又名渣斗、唾壶，根据考古发掘，先秦时期尚未发现，目前所见最早的唾盂是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所出的漆盂形器，该器物底部署“女阴侯唾器六年女阴库欣工延造”等铭文，故又名唾器。东汉晚期南方地区开始烧造瓷唾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一般坐在矮床上，唾壶放在近床，便于使用。南朝时期的瓷唾盂，有的配有盖和托盘，中原地区则从北魏时期开始烧造。除了瓷唾盂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金属唾盂。曹操在《上杂物疏》中谈到御用杂物有“纯金唾壶一枚”等，这些足以说明最迟在曹魏时期已经开始制作金银唾盂。唾盂的作用，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其为承唾之器，大部分专家则认可其为古代贵族宴饮时盛放唾弃鱼骨或兽骨的容器。

　　浅盘口，束颈，溜肩，鼓腹弧收，平底假圈足。壶体矮胖，肩颈结合处贴塑一圆胖的鸡首，塑造富有立体感。鸡头引颈高冠，双眼圆睁，颈部肥硕，口圆张。壶后设圆条形把，把自肩部向上伸搭于盘口。整器内外施青釉，釉色莹润，胎质致密，外部不及底。整个鸡首壶造型具有典型的东晋特色，从釉色看属岳州窑（湘阴窑），是东晋青瓷鸡首壶中的精品。 鸡首壶也俗称鸡头壶，天鸡壶，因壶嘴作鸡首状而得名。鸡首壶始于西晋，东晋南北朝逐渐发展、流行，在唐代逐渐被执壶所取代，由于其所具有独特性，这种器皿已成为六朝青瓷的断代标准器之一。

　　喇叭口，长颈，溜肩，深腹，平底假圈足。颈部饰三周弦纹，肩部模印重叠式覆莲，腹部饰两周方格纹，内模印莲瓣，莲瓣中各印一朵八出团花纹。通体施酱釉不及底。器型修长，秀丽端庄，具有隋代瓷器的典型风格。

　　敛口，丰肩，扁圆腹，矮圈足，足边较宽，足底粘一枚“开元通宝”方孔圆钱。口部饰一周凸出弦纹，瓷洗内壁施釉及底，外壁施釉不及底，有流釉现象。胎土细腻，胎质薄而有光，釉色纯白滋润，釉为白玻璃质釉。整个瓷洗轮制痕迹非常明显，但口沿处有明显的变形现象。 定窑是唐宋时期的著名瓷窑，以烧造精美绝伦的白釉瓷器闻名于世。定窑产品以白瓷为主，也烧制酱、红、黑等其他名贵品种，如黑瓷（黑定）星空体育、紫釉（紫定）、绿釉（绿定）、红釉（红定）等，都是在白瓷胎上，罩上一层高温色釉。元朝刘祁的《归潜志》说，“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

　　敞口，口沿作十出葵瓣状，腹壁外有五道竖条压印，圜底，底部残留7个支钉烧痕，灰白胎。其余四件瓷碟器物特征与此相同。五件器物质地细腻，原料处理精细，多呈灰或浅灰色。胎壁较薄，表面光滑，器型规整，施釉均匀。 “秘色”一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可见“秘色”瓷最初是指唐代越窑青瓷中的精品，“秘色”似应指稀见的颜色，是当时赞誉越窑瓷器釉色之美而演变成越窑釉色的专有名称。

　　胡人高鼻深目，络腮胡须，头戴幞头，身着折襟长袍，腰束一宽带，右手执缰，跨坐于马鞍上。马头戴络饰，两目圆瞪，顿首伫立。这件胡人俑表现了执缰回马时人与马的动作神态，刻画生动传神。 胡人的容貌，与史书记载的“深目高鼻”或“深目、高鼻、多髯”的特征相吻合。“胡人”原本是中国古代对北方和西方各族人群的泛称，隋唐时期的胡人主要指粟特人、吐火罗人、波斯人、大食人等等，又以粟特人最常见。一般认为，粟特人是居住在中亚拉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半农半商民族，建有康国、安国、米国、史国、曹国、何国等9个城邦国家。这些粟特人在文献记载中又常以国为姓，所以史称“昭武九姓”或“九姓胡”。昭武九姓胡人善于经商，利之所在，无所不到，男子年二十，便远赴他国，四处经营，他们正是以通商的方式叩开了往返于中华的大门。

　　瓷俑头戴高冠，高鼻深目，胡须满腮，身着无领宽袖拖地长袍，腰系袍裙，双手持带鞘环首刀置于胸前，站立于长方形底板之上。通体施青釉。这件胡人俑俑表情刻画细致入微，神态逼真，是一尊唐代精美的雕塑作品。 胡人俑从出现到大量流行，与沙漠丝绸之路的兴起与繁荣密切相关。隋唐时期，政通人和，经济发展，所谓“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强盛的帝国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厚实的物质基础。这一时期是丝绸之路的空前繁盛期，帝国境内，大江南北，胡商云集，伴随而来从事侍役、僮仆、御夫、歌舞杂耍、武士等各类角色的异域胡人也都纷纷涌现。在此社会背景下，受中国传统“事死如事生”的殡葬观念的影响，为了真实地模拟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物百态，王公贵族和富商大贾都开始烧制各类胡人俑用于陪葬，以还原现实中的美好生活。这类陪葬的胡人俑，描摹细致，刻画生动，深刻地反映着当时的时代风貌。

　　陶俑头戴幞头，身穿翻领袍服，外着长披风。面部丰腴，双眼平视，八字胡贴于颊，双手拱于前胸，神态祥和，站立于椭圆形底座之上。座的正面印“咸通八年（公元867年）十一月廿七日造”十一字。座底内空与体腔相通。 俑是中国古代用于陪葬的一种塑像，主要是以泥土、陶瓷烧制或以木质做成人形雕塑。初期的俑是用来代替活人殉葬的偶人，始见于春秋时期，战国以后，殉俑之风大兴，唐代达到鼎盛。目前考古发现的唐代陪葬俑，从质地看，以陶土、陶瓷、木、石为主；从形象看，以奴仆、乐舞者、仪仗者为多。

　　该俑为兽首人身虎俑，瓷俑昂首平视，着右衽宽袖大袍，手持笏板抱于腹前，双膝盘坐于方形底座之上，应为神态安详、富态丰腴的官员形象。刻划精细，栩栩如生。唐朝时期的长沙厚葬之风盛行，俑作为重要的随葬品备受推崇，其工艺水平达到了“雕塑如生”的程度，是研究当时长沙人社会生活的历史资料。

　　盒分盒盖和盒身两部分，盒盖为覆斗形，顶部装饰联珠纹；盒身为方形子母式口，下接一圆角方形高圈足，圈足底部印有阳文的“张”字款识，盒盖和盒身皆为近方形，转角处做成葵花口状，精致小巧。盖及器身内外皆施白釉，盖顶装饰绿彩。整器胎体轻薄，做工精细。

　　武士头戴兜鍪，身着袴褶服（戎服），胸背着西裆铠甲。横眉瞪眼，嘴宽鼻阔，留八字胡；双手执刀置于前胸，站立于椭圆形底座之上。座的正面钤印铭文：“咸通八年（公元867年）十一月廿七日造”十一字。座底内空与体腔相通。制作讲究，刻划细腻，神态逼真。

　　盘口，唇沿外卷，细颈，深圆腹下收，矮圈足外撇。通体施青黄釉，釉面开细小鱼籽片，肩部刻划三至四道不规则弦纹，下腹部剔刻六出仰莲纹，足底施釉，足沿露胎。该瓶造型精美，釉色滋润，是岳州窑典型器型。

　　魂瓶由器盖、器身和底座三部分组成。器盖为尖顶镂空宝塔形，圆形底座上承一圆形盏托，上下各装饰一周覆莲纹，盏托之上立一圆腹尖顶物，多处镂空并装饰两层仰莲纹；器身为圆口，卷唇，直颈，长圆腹，肩部装饰一周覆莲纹；下层为镂空底座，装饰丰富，最上面刻划出仰覆莲纹，莲瓣之间以斜线分隔开，中间装饰一周凸起圆圈花瓣纹，镂空边沿装饰菱形格和花瓣纹。造型独特，庄重大方。魂瓶又称“谷仓罐”，是为亡魂储藏食物的明器。随葬魂瓶是东汉以后流行的一种丧葬习俗。

　　1978年在长沙市上大垅出土。瓷碟整体端庄秀丽，敞口造型，口沿为五出莲花状但略有磕损，腹壁斜出，底部为削切规整的低矮圈足，足底刻划楷书“官”字款。瓷碟除底足外，通体施白釉，釉色白中泛黄，胎体轻薄，细腻坚致，制作精巧，反映了定窑高超的制瓷水平。 根据统计，定窑底款包含了“新官”、“尚食局”、“尚药局”和“会稽”等共15类题款，其中以“官”字款居多。现存的“官”字款白瓷器物有百余件，出土范围遍及南北，甚至遥远的埃及也曾出土。这些器物出土墓葬的时代主要集中五代和北宋前期，之后便很少看到，因此专家们普遍认为这类带有“官”字款的白瓷烧造于晚唐五代这个定窑快速发展的时期，是其瓷器水平进步的典型证据。

　　束颈，溜肩，长圆腹，假圈足外撇。肩部饰两周凹弦纹。采用粉上彩绘方法，口沿及肩部满施绿釉，腹中部施白色化妆粉底色，底色之上以褐绿色彩绘菊花纹一周，下腹部及底施褐釉，风格独特。衡山窑兴起于两宋时期，早期以烧制青瓷为主，南宋后期至元代大量烧制彩瓷。产品类型丰富，装饰手法多样。其粉地彩釉绘花瓷，开创了我国粉上彩釉装饰瓷器的先河。

　　瓷瓶仿葫芦造型，从上至下分四个装饰带组成的青花花卉人物山水图景。花瓶顶部绘有两朵娇艳欲滴盛开的郁金香，接下来以青料描绘了水榭洞石，童子持读山水人物通景画面；在葫芦的束腰位置是由山水勾云纹组成的一圈简单图案装饰带；葫芦鼓腹上绘有主仆分明，层次清晰的状元及第、连升三级、指日高升的人物山水通景画面。通景画源自绘画中的条屏画，即是在数个画面上表现一个主题，用在圆形的瓷器上则以空白或云纹连接画面。在画中有官人、童子，童子手持花瓶，瓶中插有三支画戟，上面绘有一太阳，意为“平安日升”、“ 连升三级”；连理树、宫桂、如意云，寓为“富贵连理”、“吉祥如意”。画面中人物面部轮廓清晰，均不作涂染，五官口、目、鼻用轻点笔法，已开清代瓷画风格之先河。瓷灯胎体细腻、洁白坚硬，釉面纯正、质地光亮。

　　方形瓶体，卍字口，圆唇外卷，腹部微鼓。腹部主体纹饰为一缠枝荷莲，四周被双龙戏珠的连续规矩图案层层缠绕，线条隐起，颇具浮雕效果。通体施粉青釉，唇边及足边描金，使瓶体在青雅中略显富丽。该瓶造型奇特，釉色青翠，为乾隆时期的瓷器佳作。

　　口微侈，直颈微弧，溜肩，深腹，下腹渐收，圈足外撇。通体施白釉，釉色较白，饰以釉下墨彩。瓷瓶肩部一侧饰两只飞翔的蝴蝶，正面腹部绘墨色牡丹画枝高起，牡丹栩栩如生，底部青花书写“宣统元年湖南瓷业学堂学生黄正秋制”十六字款。虽然瓷瓶器形不正，但是丝毫不影响其做工的精致、釉色的莹润以及纹饰的精美。

　　瓷瓶仅以黑、赭、绿三种色彩，用传统山水画的构图技巧，描绘了一副绝美的山水图画。画面以山为主体，奇峰突兀，怪石嶙峋，棱角分明的山石间，有飞瀑直泻，奇松伸展，还有那不知名的树木，瘦弱挺拔的枝干间开着星星点点的红花。远山朦胧如黛，近石巍峨逼人。山峰高低错落，高者耸入云天，有亭台、楼阁和吊脚楼参差坐落于山顶、山腰和山下各处。山下树木葱郁，江流环绕，有隐者悠悠地从山间小桥上走过，有渔人淡然地坐于湍急江水中的一叶扁舟上。整个画面构图饱满精巧，山峰气势磅礴，江水绿树恬静幽雅，配合瓶体端庄秀美的造型和细腻洁白的底色，堪称瓷器中的大气精湛之作。

　　瓷瓶圆唇、敞口、束颈、折肩、体瘦长、下收、圈足，作釉下五彩装饰，口外侧沿和折肩处各一周青花卷叶纹组成如意云头纹，折肩上部八组青花花卉纹，颈部二组折枝花卉纹，肩至腹底绘五彩山水人物秋游图，底款被磨掉，应属陈设瓷，是醴陵釉下五彩的代表作。画面色彩富丽而不失淡雅，山水深远而不失恬静，人物神情闲适，表现了文人士大夫对田园风情的向往。

　　直筒式，平口圈足，主体纹饰为亭园风光，绘有回廊楼阁，树石芭蕉相映，并附有七言绝句诗文和款识，底款为绿彩隶书“民国十一年仲秋月建安制于湖南模范窑业工场”。诗文为“盖茅为屋矮檐遮，自掩双扉待客檛。手种芭蕉三百本，绿天清绝静无澕。”在七言绝句诗文之后写有“建安仁弟雅正 左汉川□琴作于渌江”并伴有“石仙”朱色印记。画面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那蔽天成荫的芭蕉，主客双方正端坐茅舍相互交谈。诗文内容与纹饰主题相互辉映，通过七言四句将作者对芭蕉的热爱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有反映其躲避世俗闲居静谈的生涯与情趣。

　　直颈，长圆腹下收，瓶体修长，圈足。釉面纹饰层次较多，颈部饰绿叶兰花。肩部有三层圈饰，由上至下分别由数周绿色弦纹分隔，上圈以蓝彩饰勾莲纹，中圈以褐彩绘斜线三角纹，下圈为绿彩米字纹。瓷瓶腹部前后开光为四瓣花形，开光外满饰蓝地梅竹纹。瓷器一面的开光内绘松菊双鸡图，画面中，松树位于左侧，长满松针的枝干向另一侧斜出，树下生长着绿色和粉红色的菊花，花朵之间则绘有美石。在美石一旁，以全身白色和黄、黑相间分别绘有两只羽丰体健、神态从容的雄鸡。瓷器另一面的开光内为墨彩隶书诗文一首，诗文如下：“夏鼎商彝，颂德勒勋，溯彼千载，昭昭于文，先生卓立，出类超群，随时炼达，博览旁闻，研穷理化，纤毫必分，五金十色，焕然一新，姚黄魏紫，冏难比伦，挥传特品，尤见精神，度诸环球，首推一人，如斯妙造，永古犹存，俾予小子，化雨屡臻，蛇珠有感，无物可申，仰藉化育，用篆微忱，区区劣品，惟冀哂存”。落款为行书“洪宪元年一月上浣敬乞，少黄夫子大人训正，受业，傅道惠、游先理谨赠并志”文字共十行，竖式，一百四十二字。瓷瓶的近底部为蕉叶纹，仍以绿色为叶，以白线为叶脉纹。足底为墨彩楷书“湖南瓷业公司制造”八字款。根据对诗文内容和落款的分析，可知其主要描述了傅道惠、游先理对少黄夫子的赞美。傅道惠、游先理是醴陵釉下彩的第二代画师，属于醴陵瓷业学堂毕业的优秀学生，少黄夫子资料不详。既然傅道惠、游先理为其师长做此瓶，那瓷瓶上的绘画以及诗文也很有可能是出自两人之手，而这也足以说明诗文瓶是醴陵窑釉下五彩的代表之作。

　　笔筒为圆筒形，纹饰为绿釉米地纹，三处八棱形开窗，窗内为隶书“青囊歌”一首。正文三十四行，竖式，其中前三十三行，每行均十二字，最后一行只有一字，共计三百九十七字。落款为“右篆刘今希先生青囊歌以应纡青先生教正 建安徐栋书”，后有两枚朱红印记，字迹已模糊。底款以绿彩隶书“湖南模范窑业工场制”九字款。《青囊歌》为刘泽湘之作，主要歌颂友人王纡青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此件笔筒不仅保存完好，而且通过近四百字的诗文将王纡青医术医德的精湛和高尚展现于世人面前星空体育，体现了两人间深厚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