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体育官网展览由国家文物局、山东省人民政府指导，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清华大学主办，山东博物馆、孔子博物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大学博物馆承办，并联合山东省内16市的博物馆，共计展出52家文博单位的精品文物465件（套），其中一级文物202件（套）。可以说这是一次山东省内精品文物的“集结式”展出。

　　缓缓步入展厅，映入眼帘的是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蛋壳黑陶高柄杯”。其杯身薄如蛋壳，色泽黑亮均匀，结构对称，轮廓圆润，空灵而又静默地伫立在序厅中央，似在无声地传递着山东古代文明的古朴典雅、浑厚庄重。

　　该展览内容以“禮运东方”为核心，较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时在结构和细节上进行了一些调整。一是增加了山东博物馆的竹简、甲骨、鲁王朱檀墓出土的文物等40余件珍贵文物，以及泰安市博物馆收藏的“泰山八宝”“珐琅五供”等重点文物。二是增加50余幅辅助版面，5处多媒体展示，对重点文物进行解读，使展览内容更加丰富。三是展览形式根据内容和展厅的实际情况进行了重新设计。

　　陶，来自于泥土，创新于人类。陶土经人类的智慧和双手捏形、烧制，塑造成千姿百态的陶器。在历史上，陶器的发明被认为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出现象征着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飞跃。

　　展览的第一部分向我们陈列出众多出土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至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黑陶神秘精巧，彩陶图案精美。进一步细细观察，部分陶器上饰有“竹節”样式。《禮记·乐记》言“比物以饰節”，意即制器要饰“節”，《禮记·丧服四制》言“節者禮也”，这也意味着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各式各样的陶器不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祭祀仪式中发挥重大作用，还蕴涵着当时人们已初步形成的“禮節”观念。

　　《说文》载：“玉，石之美者”，玉器文化源远流长，山东地区最早的玉器出土于后李文化时期。从后李文化时期到战国时期，玉器由最简单朴素的玉石工具，经由一代又一代匠人的双手，切、磋、琢、磨，一刻一划雕成工艺精细、玲珑剔透、繁缛华丽的玉雕器物。

　　展柜之中，温润的玉器因珍贵而矜持，因稀有而远藏，默默地注视着停留面前的人群往来，让每一位观众透过一件件小巧而又精致的玉器，窥视几千年前曾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先祖们的审美追求。

　　《禮记·祭统》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经，莫重于祭。”商周时期，祭祀时所使用的祭器主要以青铜器为主。西周初，周公“制禮作乐”，建立了一套等级森严的禮乐制度维持社会秩序。青铜器作为体现社会等级的“禮器”，显示尊卑关系，象征使用者的权力和地位。

　　“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鲁，为周公的封地，故鲁国以推行周禮著称，并为周边诸侯国起到了很大的示范作用，影响深远。本次展览的第三部分，展出山东地区出土的铜鼎、铜簋、铜壶等青铜禮器，彰显古山东地区丰富的青铜文化，以及蕴藏在青铜禮器中的“禮乐”传统。

　　山东地区自古就是经济文化重地，又是古代诸侯王的重要封地之一，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故而出土的文物无不制作精良、巧夺天工。展览的第四部分陈列了西汉以后山东地区出土及传世的历代精品文物，包括金器、玉器、瓷器等文物，展示着各个时期上流社会优渥的生活。

　　所谓“器以藏禮”，从西汉时带有皇室贵族专享装饰纹样的鎏金凤鸟座，到宋代刻画风俗生活的货郎图陶模，器物由最初等级秩序的观念化具现，逐渐深入到日常行为之中，可以看出器物上“禮文化”逐渐生活化，内涵代代拓展，从而在时间上蜿蜒迤逦。

　　漫步展厅，千年岁月在步履间转瞬即逝，伴随展厅悠扬的古琴声，仿佛看见一代又一代身着华服的古人前呼后拥向我们走来，他们欢声笑语，意气风发，在这里齐聚一堂举行着横跨千年的，纷杂的玉饰使人目眩神摇，锻造金石的声音使人满耳轰鸣，中国“禮”文化蕴藏其间，层层累聚，生生不息。

　　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以青州为代表的山东中北部地区,发现了数批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 在雕刻形式与样式方面独具特色，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青州风格”。

　　“青州风格”具体体现在北朝时期的背屏三尊像和单体圆雕造像上。背屏三尊像中间主尊多为佛像，两侧各一胁侍菩萨，造像神态安详，面露微笑，俯视众生。主尊两侧雕刻双龙，口衔莲花，托举胁侍菩萨。龙与莲花雕刻玲珑剔透，成为青州风格的标志性特征。背屏上部正中多为一单层塔，两侧对称雕饰飞天，其他部位饰火焰纹。薄衣透体的单体圆雕佛像、菩萨像是青州风格的另一方面，这类造像体态修长健美，服饰轻薄，表现出比例准确、身体匀称的造型之美。

　　孔子逝世的第二年，鲁国国君鲁哀公为表达悲痛之情，将曲阜的孔子故居辟为孔庙，并派兵保护，每年予以祭祀。由于后世统治者继续重视儒学，全国各地建造孔庙，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寒门学子，他们把自己的崇敬刻于碑石之上，融于绘笔之间，在本次展览的第六部分中得以呈现。

　　“登泰观海”碑刻，书自明嘉靖进士谢东山，短短四字包含了与山东地区两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泰山文化和海洋文化。

　　泰山，又称东岳、岱宗，历来被誉为“天下第一山”。公元前219年，始皇东巡，于泰山登临封禅，刻石颂德，后世帝王大多效仿其法，亲自或遣官登临泰山，向天祭祀，以告治理之功绩，诏天下之太平，祈上天之庇佑，泰山也在封禅仪式中逐渐神化，取得超然的政治地位，号称“五岳独尊”。由于帝王的推崇，民间的泰山信仰亦随之兴起，诞生出大量关于泰山的神话传说。

　　奇书《列子》曾记载，海外“蓬莱”仙山之上有长生不死药，而蓬莱城因地理位置特殊，白天的海面上时常能窥见仙山的影子，引得无数帝王趋之若鹜。汉元光二年，武帝东巡，“于此望海中蓬莱山，因筑城以为名”。海市之胜，帝王巡幸，传说与史实为此地蒙上奇幻的色彩，与西方昆仑山成为中国古代两大神仙故事发生地。众多神话故事中，最广为流传的当属“八仙过海”：相传吕洞宾、铁拐李、张果老、汉钟离、曹国舅、荷仙姑、蓝采和、韩湘子八位神仙，在蓬莱阁醉酒后，凭借各自法宝，乘风破浪，遨游万顷碧波之上，飘洋渡海而去，留下“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成语的在民间口口相传。

　　大汶口文化时期，家畜饲养业水平较高，以猪为代表的家畜已经升华为财富的象征，红陶兽形壶正是以此为造型，在先进的制陶工艺下所创作出来的。其用途推测为用于温酒、斟酒的酒器红陶兽形壶体量不大，却内涵丰富，不但具有实用价值，而且承载着当时人们的精神信仰与心理需求，充满审美与艺术情趣，代表了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体现了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的独有特色，而且可谓后世肖形造型艺术的先驱之作。因其独有的造型以及丰厚的内涵，被评为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整器由深豆盘、喇叭足组成。豆盘外壁饰八角星纹样，足部饰开口的圆圈纹。极具特色的八角星纹，中间的方形象征着大地，而以方形为中心呈放射状的八个角寓意着天空和无限空间星空体育，整体预示着天圆地方的涵义，体现了原始居民对太阳和地球的神秘所产生的崇高敬畏感。

　　该文物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乃山东出土古代青铜器中的重器，是极为罕见的矩形，也是目前我国出土铜镜中最大的一面。自1980年出土以来，就很少公开展出。铜镜背面主体饰浅浮雕龙纹图案，花纹凸起 0.1 厘米，四周边缘饰半圆形连弧纹，在铜镜背面的四角和中间有五个环形弦纹钮。由于铜镜体量巨大，使用时需要用镜框、柱子和底座加以支撑。

　　陶鬹形象如鸟展翅欲飞，东夷部族以鸟为图腾，陶鬹的造型都似鸟形，它极有可能是代表燕、凤形象的祭祖重器，甚至在祭器的组合中具有无以伦比的地位。陶鬶首次发现于山东，随后的发现也以山东为多。在山东地区考古发现的大汶口文化的陶鬶就是以鸟为原型的高规格陶器，陶鬶是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中最富特色的典型器物。在其后千余年间与周围其他原始文化的交往过程中，陶鬶不断向外传播，影响着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粤赣地区。

　　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了刻在大口尊腹部的刻文（图像文字），预示着文明已在山东大地绽露初曙。目前，共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图像符号20余枚，约有八种个体。它们分别出自陵阳河、大朱家村等遗址。这些图像符号发现于大口尊上或其残片上。大口尊形体硕大，均为夹砂陶，胎壁厚重，器表饰粗细不等的篮纹，常与猪头或猪下颌骨共出。大口尊经有意放置，多竖立于骨架的脚端且图像符号朝向墓主人。图像普遍采用单线条阴刻技法，同时附以压印法，多在器表纹饰上刻划，大多笔顺工整流畅。许多专家认为，大口尊上出现的“图像文字”为我国汉字的雏形。对中国文字的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造型灵巧，口沿最薄处不足0.2毫米。腹部饰锥刺状镂空纹饰，腹部内有一陶球，摇之有声。蛋壳黑陶高柄杯，是龙山文化的代表器物，在造型艺术上有“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美誉，是史前制陶业巅峰时期的产物。

　　淡绿色，有黄色沁斑，通体抛光，全身刻阴线。鹦鹉圆眼短喙，羽冠后垂，冠尾向上卷起，羽翼丰满，翅尾下卷，长尾上翘。整体制作精美，憨态可掬。

　　由一枚紫晶环、一枚棱形紫晶珠、一枚鼓形紫晶管、六枚多面紫晶珠和一枚龙形玛瑙（也称蚕形饰）组成，龙形玛瑙多与水晶组佩搭配，常位于组佩的最下端。串饰素面无纹，充分展示水晶材质的通透晶莹感。拥有中原霸主地位的齐国不仅盛产水晶原矿，以水晶组佩取代了西周以玉璜为主的组佩形式星空体育。

　　方内，弧刃，双穿，两肩有棱，钺身透雕人面纹，人面五官微突出，双目圆睁，嘴角上扬，作龇牙状。因其口部两侧对称地铭有“亚醜”（chǒu）二字，故得名“亚醜钺”。

　　柄部为虎状兽，卷鼻，张口露牙，吐舌，前足握两龙首，龙身缠绕与盘相连，后足踏五龙，均盘卧在地，仰首张口。浅盘作方圆形莲花状，口沿外翻呈镂空莲花瓣。复杂的设计和精良的技术，反应了齐国较高的青铜铸造技术。

　　这件三足支架造型奇特，三腿作竹節状，腿部中央有合页可折叠，腿的上端和下端分别有龙头装饰，足部为马蹄状。三支架的顶部是半圆形，如倒扣的莲花，顶部是一动物，似狮。该文物的具体功用，原被定为熏炉支架，尚不知上部如何承接熏炉，从其中一腿上部残留的钩状物来看，当用于悬挂，或为衣服熏香时所用的支架。该支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龙、竹和马蹄的组合，对于理解龙马组合的起源、竹龙互化传说，乃至亚欧大陆同类器的传播等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冠武直径17.6星空体育、高17.9厘米，綖板长49.4、宽23.5厘米；玉衡长22.5、金簪长30.9厘米。

　　冕体为用细竹丝编制成六边形的网格状冠胎，表面敷罗绢黑漆，多已脱落。冠前后分别镶一倭角长方形金饰框，两侧有梅花金穿，贯金簪。綖板外裱糊一层黑纱，已脱色。九旒，旒贯赤、白、青、黄、黑五色玉石珠。板下有玉衡，衡两端有系绳孔，下各悬充耳，充耳为青玉圆珠。鲁王朱檀的这件亲王九旒冕，是目前我国唯一存世的明初冕冠实物，可以说填补了历史文物的空阙，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漆匣为木胎，内外髹朱漆，盒盖面及两侧饰戗金云龙纹，两端饰云纹。戗金工艺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至明代达到新高度，朱檀墓出土的戗金漆器代表了明初戗金工艺的最高水平。墓出土两件漆匣，分别盛放白玉圭、墨玉圭。

　　木雕鎏金，中为竖方蓝匾，上书满汉双语“奉天诰命”。整体由底座、内盒、外盖三部分组成。底部为须弥座式，其上饰有卷云纹。正面有五龙，两侧与后面四龙，共九龙。此盒技艺精湛，装饰繁缛，富丽堂皇，专为保存皇帝圣旨之用，不仅是孔府与朝廷保持密切联系的佐证，也是中国古代皇家仪范和气度的象征。

　　“商周十供”是清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到曲阜祭祀孔子时，作为祭祀孔子的祭器御赐孔府的。在此次祭孔典禮中，乾隆皇帝看到孔庙中所陈祭祀禮器多为汉代所造，不足以彰显孔子的“帝师”身份，特令将内府所藏10件商周青铜器颁赐给曲阜孔庙。孔府档案记载乾隆皇帝颁下御旨：“兹临幸曲阜，祗谒先师，阅视所列各器不过后汉时所造，且色泽亦不能甚古。惟兹昌平圣里，宜陈法物，以为观美，著仿太学之例，颁内府所藏姬朝铜器十事，备列庙庭，用惬从周素愿。俟朕回銮后，慎选邮发，交与衍圣公孔昭焕，世守勿替，以副朕则古称先至意。”

　　10件青铜器，分别为“册父乙”卣、“木工册”兽面纹铜鼎和兽面纹铜觚等3件商朝青铜器，双立耳方形四足鬲、饕餮纹双立耳铜甗、铜牺、“伯彝”兽面纹铜簋、夔龙纹簋和窃曲纹铜簋等6件西周青铜器，以及1件东周错金银夔凤纹铜豆，形制古朴，纹样精美。